汉朝时代的造船航海技术如何？有没有比较出名的例子？
汉代的造船业已经非常发达。据古籍记载和对现代出土的汉代船模的研究，可知汉代已能根据不同的用途和需要造成各种类型的船，有客船、货船、战船等。客船中又有官船、民船；民船中又有舸、艑、艇、扁舟、轻舟、舲舟、舫舟等。战船有很多是从民用船只发展而来的。战船比民船的制造要求要高得多。战船的结构、性能的要求都很高，首先要坚固，能防御敌人的进攻，还要有攻击性，要配备能进攻的武器，还要求速度，更要灵活，进退自如。所以战船代表了当时的造船能力和技术水平。战船也有很多种类，如戈船、桥船、斗舰、艨艟〔méngchōng蒙冲〕、楼船等。汉代我国造船技术已经成熟。最能说明汉代造船技术高超的是“楼船”。楼船是水军的代称，也是对战船的通称，如把水兵称为楼船卒、楼船士，水军将校称为楼船将军、楼船校尉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下令在长安城西南挖建了方圆40里的昆明池，在池中建造楼船。船上能起高楼，所以叫楼船。这是汉代重要的战船船型。楼船秦时已有，汉代时，其规模、形制均较秦时大得多，它的大量出现是汉代造船业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造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楼船体势高大，上面有三个楼层，第一层叫“庐”，“像庐舍也”；第二层，即“其上重宝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第三层，“又在上曰爵（雀）室，于中候望之如鸟雀之警示也”（刘熙《释名》）。庐、飞庐、雀室，这三层每层都有防御敌人弓箭矢石进攻的女墙，女墙上开有射击的窗口，为了防御敌人的刀枪火攻，有时船上还蒙上皮革等物。楼船上设备齐全，已使用纤绳、楫、橹、帆等行驶工具。楼船的四周还插满战旗，威武雄壮。有时，昆明池中有近百艘高大的楼船。汉代，一次战役就能出动楼船200O多艘，水军20万人。作战时，舰队配备有各种作战船只。位于最前列的战船叫“先登”；还有狭而长的冲击敌船的战船“艨艟”；有又轻又快如奔马的赤色快船叫“赤马”；此外，有上下都用双层板的叫“槛”，四面设板防御矢石，其内如牢槛的重武装船。还有主力战舰露栈、冒突、戈船等等。楼船、戈船都是大战船，都在500斛以上，船上还有小屋，叫“斥候”，以观察敌人进退。300斛的叫“■”。200斛以下叫艇，其行径梃，一人所行也。还有“艆■”与“■”（■）等都是航海大船。此外还有更大的船，如豫章大舡〔xiāng乡，又读chuān船〕上面起宫殿，可载万人。“万人”也许太夸张了。即使载“千人”，载重量也已达90—100吨了。
汉代造船的数量很多。当时所造的船是以长度“丈”来计算的，有些大商人一家就有船1000丈。
从考古发掘中也可证明汉代造船业的发达和造船技术的先进。1973—1974年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上西汉墓中出土了木质船模，长71厘米，中部最宽处为10.5厘米，头部较窄，尾部稍宽，底部平坦呈梭形，两端呈流线型上翘。与船模同时出土的木简中也有记载舟船的资料。
1951—1952年，在长沙发掘的西汉203号墓中发现一只两头小、中间大，船形狭长的船模，有16支划桨，船模两侧边沿及首尾甲板上都有规则的钉眼。说明这种船已采用当时世界上先进的钉接技术了。
1955年，在广州郊外的东汉墓椁中出土了一只陶制船模，船分前中后三舱，舱上都有盖顶，船首两旁有桨架三根，船舱有横架梁橹八根，船的两侧设有撑篙用的边走道，有舵锚，是一只有部分甲板的中型内河客货船。
1975年在广州发掘出一处规模巨大的古代造船工场遗址，发现了三个大船台，可同时建造数艘重五六十吨的木船。据考证，这是秦汉时期的造船遗址。此外，在川、陕、闽、浙、赣也有秦汉造船工场。
西汉有很多水师基地。水师常备军皆驻扎在沿江傍海各要地，属于所在郡守统辖。西汉的水师主要基地有豫章（江西南昌）、浔阳（江西九江一带）、庐江（安徽安庆）、会稽（江苏苏州）、句章（浙江余姚钱塘江口杭州湾处）、博昌（山东博兴入莱州湾处）等处。庐江、会稽等郡同时也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
汉武帝凭借其强大的水师完成了对东瓯（今浙江省东南部）、闽越（福建部分地区）、南越（广东广西部分地区）等地方封建割据政权的统一，巩固了海疆，为东南与南方沿海航路的畅通打下了基础，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汉武帝还曾七次巡海，不但年矩很近，有时一年一次，而且直到他死去的前两年，在69岁高龄时还在巡海。
第一次巡海：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正月，汉武帝首次东巡海上。至东莱（今山东掖县），齐人趁机上言海上故事者不下万人。他派出了与徐福东渡规模相等的数千人的大船队探寻通日本之路。甚至要亲自率船队出海赴蓬莱求仙人。经群臣苦谏才罢。随后他便沿渤海巡行到碣石，向东巡行到辽西，后于五月回都城长安。
第二次巡海：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春正月，仅距第一次巡海六个月，武帝再巡东莱留居数月，求神仙无所见。四月回长安。秋，派左将军荀彘〔Zhì治〕从辽西出兵，楼船将军杨仆率将水军5万从山东渡渤海水陆夹攻朝鲜。这次两路进军路线与武帝第一次巡行东莱和赴辽西路线相同。可知这次巡海仍为开通对日航线。次年，由于朝鲜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卫氏朝鲜亡。武帝在卫氏朝鲜统治区设真番（今朝鲜开城一带）、临屯（今朝鲜咸镜南道南部）、乐浪（今朝鲜平壤南）、玄菟〔tù兔〕（今辽宁清源附近）四郡，以开拓海外航路。此后，中日航线的中间障碍（朝鲜）被打通，汉人大量迁徙到朝鲜、日本，倭人也能经朝鲜来中国。
第三次巡海：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冬，武帝先南巡江西、湖南长江中下游造船基地，再从浔阳（今江西九江、湖北黄梅一带）率一只大船队“自浔阳浮江，射蛟江中，获之”。顺江而下，到安庆视察了安庆以下菜子湖口的枞阳（安徽枞阳）造船基地，又增添船舰及水兵然后“舳舻〔zhúlú逐卢〕①千里，薄（通泊）枞阳而出”，顺江而下，出长江口，入东海，沿海北上至琅邪。三月，返至泰山，四月回长安。对长江下游及沿海来说，庐江（安徽安庆及枞阳一带）水师基地比浔阳（江西）水师基地更为重要。
第四次巡海：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十月，武帝东巡至海上，查元封元年派遣出海寻仙船之下落，因未见返航，再派第二批船队出海东渡。
第五次巡海：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春正月，武帝又东巡海上求神仙并了解出海船队情况，仍未见返航。四月，封泰山，禅石阁（在泰山下，方士以为仙人之阁），还长安。
第六次巡海：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二月，武帝又东巡，求神仙，至琅邪，然后渡海到成山、芝罘，“渡大海而还”。
第七次巡海：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春正月，武帝最后一次巡海至东莱，欲亲自浮海求神山，群臣谏阻不听，适逢海上大风十余日，海水沸涌，楼船不能出港，只得返回。三月，武帝追悔以往的错误，采纳了田千秋的建议，取消了诸方士求神仙之事。之后，武帝每对群臣自叹：“从前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全是妖妄，还是节食服药，少得点病就行了。”
汉武帝极力开辟海上交通，致力于海上各国往来。在汉武帝的努力下，汉朝终于先后开辟三条重要的海上航线。
1.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白仑河口南北沿海航线。
2.从山东沿岸经黄海通向朝鲜、日本。
3.海上丝绸之路：徐闻、合浦航线。
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两次派张骞（？—公元前114年）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贸易通道——陆上“丝绸之路”。
我国自古以丝绸（Seres）闻名于世，古希腊人把丝叫作ser，就是从“丝”字读音而来的，“Seres”（制丝的人）以后被引申为产丝的地方——中国。古希腊人曾把中国称为赛里斯（seres）。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国丝绸远销至大秦（即罗马帝国），但要经过亚洲西部古国安息（领有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商人转销。罗马人希望能找到海上通道至中国。汉武帝时，大秦国曾入贡。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大秦国贡花蹄。其色骏，高六尺，尾环绕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莲花，善走多力①。
汉代的帆船开辟了从南海通往印度洋的航线，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条远洋航线，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海外贸易。
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南海、印度洋上的航路第一个较完整的记录见于《汉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郡比景，今越南顺化灵江口）、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合浦县）航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苏门答腊）；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今缅甸勃固附近）；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沿岸）；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卑谬附近）；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今印度马德拉斯附近）；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的帕克强河口）；船行可二月，到日南（今越南中部）、象林（今越南广南潍川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是我国海船经南海，通过马六甲海峡在印度洋航行的真实写照。即自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往南海通向印度和斯里兰卡，以斯里兰卡为中转点。中国从此处可购得珍珠、璧琉璃、奇石异物等。中国的丝绸（杂缯）等由此可转运到罗马，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据古罗马学识渊博的科学家普林尼（公元23—79年）所著《自然史》说，罗马恺撒时代今斯里兰卡岛的拉切斯等四人从海道出使罗马，据拉切斯对罗马人说，他父亲曾亲自到过中国。还说中国和罗马都与斯里兰卡有直接往来。普林尼还介绍说罗马贵族“投江海不测之深，以捞珍珠”。罗马贵族把珠宝除留给自己享用外，还以它们“远赴赛里斯（中国）以换取衣料（丝绸）”。“据最低计算，吾国（指罗马）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及阿拉伯半岛者不下一万万赛司透司（Sesterces）。”①只有多次海船往返，才能把大量丝绸运至罗马以换取“奇石异物”，才能达到一亿赛司透司的贸易额。
至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丹敦遣使自日南徽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后汉书·西域传》）这是中国同欧洲国家直接友好往来的最早记录。这种友好往来，突破了斯里兰卡的中转，是接通了海上远洋东西航线直接进行的。
汉代造船航海业的发展也说明了航海知识的丰富。在指南针尚未能应用于航海的汉代，舟师只能凭经验观察星象特别是北斗星与北极星来定出航向方位。“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淮南子·齐俗》）在气象变化上，汉代已知观测风向，作出判断，已知利用季风航海。风的顺逆至关重要。顺水行船，再加顺风，航行快速安全，如是逆水行船，再加逆风，航行缓慢又容易发生危险。舟师都非常重视这种随季节而变向、定期而至的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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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时代的造船航海技术如何？有没有比较出名的例子？
中国人很早对中国陆海关系有了认识，在早期的典籍《尚书》中，就有记载中国地理环境“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称为“环九州为四海”；春秋时期，沿海大国齐国为相管仲就提出“官山海”。认识到海洋提供的“盐渔之利，舟济之便”。唐朝诗人方干：“西方尚在星辰下，东城已过寅卯时。大海浪中分国界，扶桑树底是天涯。满船若有归风便，到岸犹须隔岁期。”到明中叶提出“海上经略”的战略思想。从航海实践看，夏商时期就出现了国家航海行为，汉朝时期就打通了中国沿海的航路，把分散的海疆统一起来，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之后有甘英远航大秦，法显、鉴真海上弘扬佛法，郑和七下西洋等许多辉煌的海洋实践。
在航海科技方面，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我们祖先的航海技术、造船技术和对海洋科学的认识在世界上是独领风骚的。
明朝海军曾装备过的一种战船，不过通过影子的分析 （个人见解）似乎这是仿造的葡萄牙的一种近海的战舰。
《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条是这样记载的：“佛郎机番船用夹板，长十丈，阔三尺，两旁架橹四十余枝，周围置铳三十四个。船底尖，两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驾，橹多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铳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蜈蚣船。其铳用铜铸造，大者一千余斤，中者五百余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铳一管，……铳管以铁为之。铳弹内用铁，外用铅，大者八斤。其火药制法与中国异。其铳一举放，远可去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其中佛郎机是指当时的葡萄牙。
?明朝海道副使汪鋐通过在葡萄牙船上的中国水手，得到了机铳和蜈蚣船的资料。“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鋐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赉，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汪鋐就使用在杨三、戴明等指导下仿制的葡式炮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大败葡萄牙人，驱逐在粤葡萄牙出境，凿沉葡船，夺得大小火铳二十多管。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葡萄牙殖民者别都卢(Pedro Homen)率船队入侵新会西草湾，汪鋐又用仿造的葡式炮船大败入侵者，这一仗活捉别都卢等42人，杀死35人，缴获大小火炮20多门和战船2艘。
?《明史》中记载“。蜈蚣船，象形也，能驾佛朗机铳，底尖面阔，两傍楫数十，行如飞。”
桨船
（或名游艇）原为平时载运游客於江面游玩的小型桨船，但在战争发生时被徵调改良为一种小型突击舰艇。船上不设女墙，船身低矮，船舷上之桨床左右随艇之大小长短每四尺置一可让士兵坐著的木床。由於体积小，行动灵活，前进、回转、后退皆十分方便，兼之速度极快，便於偷袭敌舰，惟甚惧火攻或巨型炮弹的攻击，平时可做民船或小型货船之用。此型桨船在南宋孝宗乾道五年（西元1169年）曾由当时的水军统治官冯湛改良研制成长八丈三尺，具有涉浅、迎敌、破浪等多功能的新式桨船。
古船－走舸
三国时代称运兵船为走舸，也类似于后汉时代的露桡。《三国志·周瑜传》提到，黄盖“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黄盖放船引火后，就是改乘这些走舸。值得一提的是在正史中，《三国志》是第一个用舸这个字，更是唯一提到走舸这名词的正史。
?公元237年，割据幽州辽东郡将近五十年的公孙氏拒绝曹睿的召见，击败毋丘俭，正式叛变，改年号绍汉元年；次年238年，曹睿派大将军司马懿率兵马四万远征，包围辽东郡首府襄平县。《三国志?公孙渊附传》提到七月时，“霖雨三十余日，辽水暴长，运船自辽口径至城下。”士兵不安，部将打算撤退到高地，司马懿不准。终于雨停，在投石车部份提到，司马懿军发动总攻击，消灭了公孙氏。《三国志·孙权传》也提到“曹休使臧霸以轻船五百、敢死万人袭攻徐陵”，计算起来，这次轻船的运量也与走舸相类似。
汉武帝的“楼船”
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前在位）统治时，社会经济发展，国势强盛。为了统一沿海地区，发展近海与远洋的交通贸易，所以加强造船业，建立强大的水师并七次巡海航行。
据书籍和解放后出土的汉代船模研究，汉代已能根据不同的用途和需要造成各种类型的船，有客船、战船、货船等。客船中又有官船、民船；民船中又有舸、(舟扁)、艇、扁舟、轻舟(舟令)舟、舫舟等。战船中又有弋船、桥船、艨艟、斗舰、楼船等。汉代造船的数量很多。当时所造的船是以长度“丈”来计算的，有些大商人一家就有船一千丈。
从考古发掘中也能知道汉代造船业的发达和造船技术的先进。1973----1974年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上西汉墓中出土了木质船模，长71厘米，中部最宽处为10.5厘米，头部较窄，尾部稍宽，底部平坦呈梭形，两端呈流线型上翘。与船模同时出土的木简中也有记载舟船的资料。
1951------1952年，在长沙发掘的西汉203号汉墓中发现一只两头小，中间大，船形狭长的船模，有16支划浆，船模两侧边沿及首尾甲板上都有规则的钉眼，说明这种船已采用当时世界上先进的钉接技术了。
1955年，在广州郊外的东汉墓(木郭)中出土一只陶制船模，船分前、中、后三舱，舱上都有盖顶，船首两旁有浆架三根，船舱有横架梁橹8根，船的两侧设有撑篙用的边走道，有舵锚。是一只有部分甲板的中型内河客货船。
汉代我国造船技术已经成熟，有船尾舵和高效率的推进工具橹。最能说明汉代造船技术高超的是楼船。楼船是水军的代称，也是对战船的通称。如把水兵称为楼船卒、楼船士、水军将校称为楼船将军、楼船校尉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下令在长安城西南挖建了方圆40里的昆明池，在池中建造“楼船”。船上能起高楼所以叫楼船。这是汉代重要的战船船型。“楼船”的出现是汉代造船业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楼船高十余丈，分三楼层，“楼船”上设备齐全，已使用纤绳、橹、帆、楫等。楼船的四周还插满战旗，威武雄壮。
汉武帝从其强大的水师完成了对东瓯(今浙江省东南部)、闽越(福建部分地区)、南越(广东广西部分地区)等地方封建割据政权的统一，巩固了海疆，为东南与南方沿海航路的畅通打下了基础，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汉武帝还曾于公元前110年，公元前109年，公元前106年，公元前105年，公元前102年，公元前94年，公元前89年七次巡海，不但年距很近，有时一年一次，而且直到他死去的前二年69岁高龄时还在巡海。
第一次巡海：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正月，汉武帝首次东巡海上。至东莱，齐人趁机上言海上故事者不下万人。他亲在东莱督促。他派出了与徐福东渡规模相等的数千人的大船队甚至要亲自率船队出海赴蓬莱，经群臣苦谏才罢。随后他便沿渤海巡行到碣石，向东巡行到辽西，后于五月回都城长安。
第二次巡海：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春正月，仅距第一次巡海六个月，武帝再巡东莱，留居数月，四月回长安。秋，派左将军荀彘从辽西出兵，楼船将军杨仆率水军5万从山东渡渤海水陆夹攻朝鲜。次年由于朝鲜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卫氏朝鲜亡，武帝在卫氏朝鲜统治区设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中朝人民保持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
第三次巡海：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冬，武帝先南巡江西、湖南长江中下游造船基地，再从寻阳(今湘北黄梅县)率一支庞大船队“舳舻千里”顺江而下，出长江口，沿海北上至琅邪，三月返至泰山，四月回长安。
第四次巡海：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十月，武帝东巡至海上，查元封元年派遣出海寻仙船之下落，因未见反航，再派第二批船队出海东渡。
第五次巡海：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春正月，武帝又东巡海上，了解出海船队情况，仍未见回航，四月还长安。
第六次巡海：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二月，武帝又东巡，至琅邪，然后渡海到成山、芝罘，“渡大海而还”。
第七次巡海：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春正月，武帝最后一次巡海至东莱，欲亲自浮海求神山，群臣谏阴不听，适逢海上大风十余日，海水沸(氵勇)，楼船不能出港，只得返回。
